人的一生，对于“金钱”这东西，可说是推不掉、离不开。你看，吃饭穿衣要钱，上学读书要钱，看病就医要钱，上次厕所也要钱……等等，不一而足。西晋隐士鲁褒曾把钱的作用吹得更加神乎其神，说是“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毅，开难发之口。”还说“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钱如此神通简直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所以世上便有了许多被金钱“累弯了腰”的人。

　　 金钱能办很多事，人也离不开钱，这话不假。况且有钱并不是坏事情，喜欢钱当然也就不是件羞耻的事，不过前提是不贪钱。如果说钱是万能的，那么为了钱，可以不要脸，为了钱可以制黄贩私；为了钱，可以坑蒙拐骗，为了钱，可以不要脸；为了钱，可以以权谋私，贪污索贿。如此种种不要人格、国格的行为，尽管能逞得一时之荣华，最终一个个还是落个人财两空、身败名裂吗？《三国演义》中的张松，真不可谓“挣钱有术”，腰缠万贯。第一次刘璋遗黄权许以二十州。第二次诸葛亮派人用金珠贿之。第三次，曹操以金帛相送。然而，结果终因“卖主求荣”，身首异处。城池也好，金珠也罢，恰似过眼云烟，张松还没有来得及有所受用，命已休矣。

　　 一个“贪”字，外加一个“钱”字，着实让张松“累”了一场，并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纵然捞得这般许多，到头来还不是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由此看来，钱的确是个好东西，但的的确确又是祸根。 也有人说：“时下强调人格有些‘不合潮’，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芸芸众生，哪个不贪钱，山河上下，谁人不爱财。“这话缺乏辨证法，过于绝对化。其实，眼下众多的先进分子，有识之士和庞大的人民群众，他们视人格如生命，铮铮铁骨，凛凛正气，在金钱面前表现了一种伟岸高尚的人格，一种无比宽广的情怀，一种平常豁达的心境。正是依赖着这样一批“中国的脊梁”，支撑着我们社会的前进，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在我们周围，有多少领导干部高不改清廉志，权重不易公仆心，守身如玉，殚精竭虑；有多少共产党员讲党性顾人格，无私奉献，不贪不沾；有多少群众默默劳作，无怨无悔，穷且益坚，富而愈俭；有多少男女老少，节俭自己，慷慨解囊，援灾救难。他们抑仗着理想信念，凭借着人格与德性，抵御“拜金潮”，抗住“诱惑浪”，任凭风浪起，“ 我自岿然不动”。

　　 金钱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是用来体现一般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我们大可不必口不言钱，视钱如虎，唯恐避不及。可是，我们也不能在自己创造出一来这个怪物面前面前顶礼膜拜。言必称钱，见钱眼看，成了金钱的权隶。如果给你1000元钱，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衣服脱下精光，赤条条地闹市跑上个把小时，你干不干？或许你会一口拒绝。桂林市一个卖猪肉的男人居然这样做了。还不知羞耻地扬言：“谁不敢赌？拿钱来，我还继续这样跑。”为了生计，挣一些钱，本无可厚非，谁也说不出来什么。然而像这种不要人格，“要钱不要脸”的人，如此的不知羞耻，即使挣大把大把的钱，就能很荣耀吗？难怪有人讲，金钱不是万恶之源，贪钱才是万恶之源。一个人光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钱财乃身外衣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为金钱所累才是高明之举。
　　 当然，人活在世上，吃饭穿衣，行路搭车，处处离不开钱，也不能离开钱，这个道理大概连小孩子都知道。只要取之有道，来之干净，不为金钱丢掉人格，能够挣到钱当然是件光彩的事。人格固然重要，但面对现实，如何去修炼养成？愚以为：首先，要学好理论，把牢“总开关”。不断用革命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自觉改造世界观，常给自己的思想“补钙”，“充电”，严守法纪，抑制钱欲，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实践中，善于观察，敏于分辨，不被金钱迷双眼，防止财气冲灵魂，做一个铮铮铁骨汉。其次，要自觉为省，把严“慎独关”。不正当的金钱行为，往往是阴暗的角落成交的。这就要求我们“一日三省吾身”：为民当害，是否忠乎；与人交往，有无纯乎；办事助人，唯钱是求乎。自觉反思，扪心自问，纠正错误，“见贤思齐”，经受住“钱”的考验。再次，要警钟常鸣，把好“自励关”。

　　 革命前辈谢觉哉说：“要敲警钟头脑清。”在五光十色的生活征途上，要想不为金钱所诱，不踩坑，不跌倒，关键在于自警自励，守住灵魂，处事谨慎，如履薄冰。用理智去支配欲望，用正气去战胜污尘，昂首挺胸，阔步前进。

　　 (本文作者系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政治处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