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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我的文学观
时间:2016-12-19 08:28:55  来源:  栏目编辑:李旭

  (库玉祥)我写作能写出东西来,是跟我的经历有关的。我16岁开始参加工作,在铁路机务段当过搬运工,在牡丹江纺织厂当过看台工。我有些过早体会人生的艰难,所以一个人在逆境中心里产生的自卑和压抑,我是很有体会的。

  写作曾成为我谋生的一种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进公安局后,曾8年的时间没有落实编制,每月只开百十来元的工资,妻子又下岗,所以当时写些纪实作品,挣些稿酬贴补家用。写作更是我精神的寄托,因为无论是穷困潦倒、还是仕途坎坷,惟有写作给自己提供了自我展现的平台,和带来精神的愉悦。

  我写的故事是我熟悉的生活,那就是警察题材的作品。警察职业所面临着的风险和诱惑,时常让我感慨,我有三张集体合影的照片,在这三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里的人物命运都有大相径庭的,有的在打击犯罪中牺牲了,成为了烈士;有的违法、违纪,被开除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我20多年的从警生涯中,我身边四位战友倒在罪犯的枪下牺牲;五位曾是要好的同事被判刑,多人被开除公职。我加入公安队伍以来,20多年的时间基本是做基层警察,从事的是刑警和狱警的工作,基层警察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我是很熟悉的。我业余时间没有过多的嗜好,大多的时间是读书和写作,这使我对纷繁的社会和复杂的人性,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为我创作长篇小说提供了基础。

  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与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我是警察,由于职业的关系,对光明与黑暗,看得要比常人明了些,我的作品不怀有唐吉柯德式的激情,而是略带沉重地展现现实。

  为此,我写东西不像有人持着轻松的心态去写,而是很费神、很费心机地去写;这也说明我这人没有多少文学悟性。由于我个人的阅历,我的作品大多表现众多普通人(包括警察)生存的艰难,弘扬公平和正义。我每当头脑中构思好故事框架,坐在电脑前开始创作的时候,情绪便不能自我,我随着故事的脉络,或激动、或伤感、或悲愤、或无奈等;直到我把小说写完,我的情绪才得以释然。我认为,我写作的过程,是精神自虐的过程。

  好在我的精神自虐,是一种责任和悲悯之心的反映,这种心态也是我做人的原则。我原本是个理想主义者,后来我发现,理想主义很容易变成颓废主义的,我不想颓废,也不想麻木,只愿真实地生存。在浮躁与功利充溢人心的当今,虽然真实被一些人看成是滑稽可笑的,很不时尚的做人方式;但作为一个写作者而言,持一种真诚和善良,持一种责任和良知,来对待他人、职业和社会是一种本分,所以我只能展现真实。

  我为了了解不同人的内心世界,我曾去过精神病院,找精神病人长谈,去体会他们悲惨的心境;我跟捡垃圾的人在街边拉话,去感受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20多年对文学的坚守,使我发表出版了3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先后创作出《险象环生》、《目标锁定你》、《隐形罪恶》等四部长篇小说,近百篇中短篇小说,有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从警以来,我虽没专职搞过宣传工作,但20多年我出于对公安工作的热爱,也写出了大量反映公安工作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对文学的坚守,也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成长为作家,我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公安部签约作家、牡丹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就公安文学创作来讲,歌颂我们身边的英雄,歌颂我们队伍里凝聚着那种精神,应该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责任意识。可以说,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有原型的,当然有时原型只是一枚种子,在我的想象力之下开花结果。下面谈谈我获公安部第十届金盾文学奖的长篇的小说《险象环生》,鲁迅文学奖评委,著名评论家李朝全评论说,这部小说成功之处还在于塑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作者基本上把人物比较简单地划分为正面人物(好人)和反面人物(坏人)两大类。这种划分比较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但往往也会忽视了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有时也容易导致人物形象扁平、平面化或漫画化。这些人物性格各异,经历和遭遇各不相同,结局和命运也大相径庭。总的来说,正面人物(好人)都是正义的化身,他们都是为责任、职守、荣誉、人格所驱使而行动而生存,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人性的光辉、人性的美,他们是社会的脊梁,社会的希望之所在。其中,主要人物杨爽和左同英显然是作者最钟爱的,也是着墨最多的。杨爽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好警察典型。在他身上,保存着温和的人情和人性关怀,他一直试图在警察与囚犯二者根本的对立之间寻找建构一种和谐的关系,是“和谐监狱”的追梦者和建设者,但最终却因为心太软而多次受到批评压制。譬如,他对有立功表现的死刑犯霍英国的同情,受其家属之托对周景扬的关照,导致他被迫暂时离开管教岗位,借调到刑警支队后遭卢春江报复被吕龙撞成植物人。左同英是一位机智、勇敢、敢作敢当、坚忍不拔的好警察,但有时却失之莽撞,数次甚至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其他正面人物如公安局局长陶志歆、公安局纪检书记温庆辉、关主任、小唐等,也都各见个性。例如关主任的冷静、理智,小唐的冲动但爱憎分明。

  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坏人)往往都少廉寡耻,无责任感、荣誉感可言,大多为欲望(金钱、权力、美色等物质欲望)和利益(个人私利)所驱动而行动。为此他们可以杀人越货、行贿受贿、篡改事实、嫁祸于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这些人中,卢春海虽然露面不多,却是他们的核心。他披着省人大代表的外衣,贪婪残暴,不择手段,干尽种种恶事。同时他又善于作秀,借扶贫助学之类的事情来给自己脸上贴金,美化自己的形象。如果将卢春海看做一棵滋长罪恶的大树,那么,其他的反面人物基本上都是攀附缠绕在他身上的寄生藤。其弟卢春江、吕龙、席阳等是直接寄生在卢春海身上的罪恶的连体怪胎,高臣、柯志伟、石山等则是吸血虫似的寄生动物。小说运用大量的情节和细节表现这些恶人的性格。譬如,庞艳用经血给卢春江写情书,卢则打破一个犯人的鼻子用他的鼻血来写回信。诸如此类的龌龊细节,都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龌龊个性。作者塑造的高臣这个看守所教导员形象相当典型也比较成功,他对卢氏兄弟无条件地卖身投靠,对杨爽、左同英的打击压制,对胡波的陷害和对内弟金洪胜的袒护等,都活生生地刻画出了一个私利至上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经说过:“文学理应关怀社会的进步,社会真正的进步是人的进步,人的更丰满的不停滞的精神发育。”铁凝的话,让我深思。写作不仅是我个人情怀的问题,它和这世上深邃辽远的事情相关,和民生、命运、人间苦乐相关,更与一个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相关。作家不但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意识,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悲悯情怀,更要不断地提高思想和人格的修炼,作良知的坚守者;作家的作品不仅要真实地反映社会,更要有温暖宜人的光亮给读者以温润。

  每当一部书稿完成,我在电脑前审视着自己的书稿时,像是端详自己的孩子;而后我把她郑重地交给信任我,鞭策我的编辑。虽然写作很累,有时一部作品写完,会有种穷尽思维,脑袋被掏空的感觉;但自己的作品能变成铅字和搬上荧屏,让人读了和看了并被接受,自己便觉得很欣慰。

  我会按照公安部文联主席祝春林的要求,践行“我的生命属于文学,我的文学属于人民和人民公安”的庄严承诺,为文化强警,为繁荣公安文学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因此,我会接着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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